人道尽在人的历史之中，于是人通过历史的历史性而意会天意。

三、中西交融与中国哲学 进入近代以后，中西哲学之间的接触和交融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在这一著作中，朱熹又对相关哲学问题做了独特的阐发，对儒家思想也做了新的推进。

所谓机心，便可以理解为与技术异化相关的技术崇拜。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道和善以社会理想(包括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内容，势则表征着社会的地位。可以说，自黑格尔以来，中国哲学尚未在一个实质层面进入主流西方哲学的视野。质言之，资本、权力、技术的深层影响既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背景，也是中国哲学需要面对的问题，两者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关系。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与普遍形态的哲学之间的关联性。

此外，众所周知，道家一再反对以物易性。如何避免权力的僭越，无疑也是现实生活中需要正视和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进一步说，在文化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的传统之中，启蒙心态的影响远远要超出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佛教的、道教的、民间宗教带来的影响。

仅在物质上求富，无法重拾人心。二是西方国家的这类理念，在中国古代只是换作另一种表述，大义相通，精神一致。面对现代变迁，大陆新儒家需要重视忠孝伦理的重建已经遭遇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虽说基督教也讲修身，伊斯兰教也讲修身，但此修身非彼修身，不能混为一谈。

从儒家传统中开出民主与科学就是由这样的思路引导出的产物。那种认为儒家承诺多元之后，儒家便成为多元之一家，因此势必贬低儒家，而且其他诸家的选择也只能是次优的观点，都是一种缺乏现代多元政治理念的偏狭看法。

但现代政治告诉人们，一人独治，怎比得上天下共治。不过这一重建是以回到古典、再建经学为进路。如果它只能在规范(norm)的意义上存在，而无法进入操作(operation)状态，那么它的意义就十分有限。就后者论，儒家不能再表现其迷恋权力庇护的思想倾向，而必须在脱离权力庇护的前提条件下，以强有力的思想竞争显示自己提供建构现代秩序的能力。

由此展现的国家发展问题，从两个向度上呈现出来：一是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向度上，呈现出治穷向治愚的演进。总而言之，将现代政治观念与制度换算为儒家理念与典章，成为新儒家思考传统与现代对接的基本思路。这种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理念成为大陆新儒家规划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此，需要矫正中西对垒的文化心理定势，改变中国过去那种以弱者心理反抗强者的道义姿态，真正从社会现代变迁的高度看待儒学自身，儒学与国家建构互动的儒学重建处境，从而推动中国跨越现代陷阱，让儒学真正成为促进中国现代转变，而不是耽误与阻碍这一历史进程的思想动力。

确实，在确定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即国家致富道路以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究竟怎么去谋划？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一个更长远的前景成了今日中国的大问题。毋庸讳言，港台新儒家在台湾民主转轨时期的失语，正是现代新儒家应对现代转变乏力的表现[注11]。

二是大陆新儒家需要在内部成员间保持温和的言论风格，假如无力做到这一点，那么人们批评其极端言论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作为文化经典，儒家典籍依然具有高度的权威性。

相比于大陆新儒家总是谈论高端的建国问题，不如转而向下，更重视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与行为逻辑，并且结合现代社会的构成特点，打造儒家的现代组织行为逻辑，从而真正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变。由于这些不同的权力有时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关系下对他考究的话，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分清这些权力彼此之间的区别，说明一国的统治者、一家的父亲和一船的船长之间的不同。但权力的自我遮蔽，让晚清政权再次归于历史记忆。（《礼记·大学》）大陆新儒家中有人认为，无论哪个文化体系都讲修身，以修身来谈论儒家，儒家的特点就得不到凸显。基于此，只要大陆新儒家面对现实，就不会将儒家说成古今毫无欠缺的自足体系：一旦人们指出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陆新儒家就认定儒家古典智慧早就储备了解决方案，只要拿出那些既存的方案，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唯有那些直面这一变局且为之筹谋的儒家，才能叫现代新儒家。

但这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现代变局的大致完整画面。因为教士的道德自负感极强，他们完全不能容忍任何低于他们自认的道德水准的人与事。

以现代变局为轴心，比较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现代品质，前者明显不如后者。在更化之际筹谋中国大业的儒家，也就有了强势断定中国之为中国，中国如何持续发展的理由。

最为关键的是，即便中国必须接受现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科学与民主不是一个现存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的，乃是要在自己的生命中生出来的，这是要展开自己之心灵的，要多开出心灵之角度与方向的。由他们掌权，从温和的道德高压走向严厉的道德专制，几乎是一条铁律。

但如果尊重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这样的断言可能就很难成立。具体分析起来，日本人的好学敏求，富于进取的官僚精神，协商一致的行动方式，努力开拓的政府行为，精打细算的成本意识，同心同德的群体力学，谋求综合利益的集体取向，家族力量的组织功能，成员的组织忠诚感，广施于民的福利政策[注12]，几乎都与中国传统儒学精神相通。儒家也就不得不拱手让出现代时段的规范建构权力，成为仅仅保有过去与未来，却截断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轴线的断裂性儒家。大陆新儒家似乎立志将这样的立场颠倒过来，认为中国无须借助西方建构现代国家的自由民主这些地方性知识，只需要拿出稍经改造的儒家传统方案，就可以成就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奇迹。

就此而言，大陆新儒家在判教时如此强调内外，是违背了现代新儒家鼻祖的教诲。不过，很多认清自己性别特点的女人，就是靠色相博上位，大家看看现在的媒体、网络，都是在宣扬这类经验，还把某个部位叫‘事业线。

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无法弥合两种古典伦理设计的裂缝。但其作别港台海外新儒家贞定的民主政治立场，则再显明不过。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切入，大陆新儒家才有望解决今日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只是高谈阔论抽象的儒家伦理，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又如为了突出儒家不只是无条件夸张人的作用，而将天的地位突出出来，并将之作为儒家的第一价值对待。

在现代多元社会，作为一个儒者，只要站在仁与礼和合作用的基点上，就可以尽情去选择其他诸家之长。他强调指出，启蒙心态从18世纪以来，是人类文明史到现在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心态。多元社会中存在的诸种宗教、道德与哲学体系，尽管秉持不同的基本价值立场但需要和平共处，理性妥协，以促成稳定的立宪共识，并由此体现出儒家的现代特质。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和很多西方的学者接触，我们大家都共同讨论、辩难，不仅是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还有后现代、后解构等各方面的学者讨论了，就觉得启蒙的心态有很大的盲点。

而这样的儒家，对古代儒家来讲，不过是一个历史累赘。日本卓越的企业家和工商理论家涩泽荣一所著的《论语加算盘》及其相关论述，可谓儒家现代商业伦理的经典。

这里的现代新儒家就是指大陆新儒家。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男女平等的追求实属过当，完全抹杀了人类身上的自然属性差异。

但遗憾的是，大陆新儒家认为自己有能力提出一个与西方现代方案不同的替代性方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新时代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发展。